3/19/2004

 

從歷史縱深和全球廣角看台灣的出路

3/19/2004 於國民黨中常會演講稿:

今天,有機會回到這裡,向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作報告,一方面深感榮幸,一方面也有很深的感慨。三十年前,我離開中央黨部的工作。三十年來,世事滄桑。經歷了這些滄桑,我們應該可以更心平氣和地看待過去,更冷靜理智地策勵未來。日本明治維新的名臣西鄉隆盛有一句自我勉勵的詩說:幾經滄桑志始堅。要經歷了幾次滄桑,意志才能更加堅定。佛教的高僧也會勉勵人們:看盡人間的成敗得失,更能破除我執,增長智慧。我執,就是個人的成見和情緒。只有超越成見和情緒,才能有真正的智慧,看清問題,解決問題。個人如此,政黨如此,國家一樣如此。

台灣今天正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歷史的關鍵時刻,有別於一般的歷史時期。歷史的關鍵時刻,是可能變得大好,也可能變得大壞的歷史轉折點。這樣的時刻,更需要有智慧的執政者和執政黨。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民黨現在在野,未嘗不可以看作是「天將降大任」之前的考驗和鍛鍊。

現在,台灣問題的核心,正是執政者和執政黨不能超越成見和情緒,以致不能發揮主導歷史發展的正面和積極作用。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成見和情緒,正把台灣帶向大壞的發展方向。

如果我們現在就進入當前台灣政經問題的爭議焦點,也許我們本身也不免受到成見和情緒的影響。讓我們從不同的時空尋找解決台灣問題的智慧。讓我們從歷史縱深和全球廣角來看台灣的出路。

最近,故宮博物院舉辦「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特展,引起人們對十七世紀的台灣歷史的廣泛興趣和討論。真是巧合!今天,台灣的處境和問題,像極了十七世紀。

我們能從十七世紀的台灣歷史得到什麼重要的教訓呢?

大家想一想:如果鄭成功在台灣所建立的政府,能夠長久存在,該有多好!

而這本來就是可能的!

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十七世紀的三0年代,就建立了東亞海上霸權。他的海軍,在鄭成功趕走佔據台灣的荷蘭人之前二十多年,就曾經大敗荷蘭人在東亞的艦隊。當時的荷蘭人,是世界第一海上強權。根據連主席的祖父連雅堂先生所寫的「台灣通史」,這個時候的鄭芝龍威權振於七閩:「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鄭芝龍所以能成就海上霸業,有幾個原因:

第一、他的實力基礎,是尋求出路的閩南沿海人民長期經營的累積。
鄭芝龍是福建南安人,南安屬於泉州。在元朝的時候,泉州是海上絲路的起點,是十三世紀世界最繁華的商港。明朝以前的中國,對外採取開放政策,因此,海上貿易非常發達。中國的蠶絲、陶瓷、茶葉,暢銷世界。閩南沿海,山多田少,以農謀生不易,人民很早就建立了從事海上貿易的優良傳統。明朝開始採取鎖國政策,厲行海禁,閩南沿海人民為了生計,被迫只好從事走私。政府以武力打擊走私,他們只好建立武力自衛。這就是明朝海盜的來源。這也就是鄭芝龍建立海上霸業所憑藉的基礎。

第二、他懂得取人之長。
由於和洋人密切往來,他有機會學習和使用洋人在技術上的優點。鄭芝龍是非常國際化的人。他娶日本女人為妻。他當過荷蘭人的翻譯。他也能說葡萄牙語。他信奉天主教,還有個天主教教名,叫「尼古拉」。他在崛起的初期,和在台灣的荷蘭人往來非常密切。他所以能打敗荷蘭艦隊,因為他自己的艦隊也和荷蘭艦隊一樣使用當時最先進的大砲。

第三、他懂得妥協。
他打敗荷蘭人,但並不趕走荷蘭人。他讓荷蘭人留在台灣和他做生意,不讓他們到福建和他搶生意。他打敗明朝的官兵,最後卻接受明朝的招撫。他的海上霸業,是他在接受明朝招撫之後才確立和鞏固的。雖然他接受的,只是閩南地方的小官,叫「海防游擊」,但是,他卻使他的海上武力,從非法變成合法,也使中國的海上貿易從非法變為合法。和明朝妥協之後,他的勢力不但更為壯大,也更不可搖撼。

鄭成功繼承他父親的力量,卻不繼承他父親的事業。鄭成功和鄭芝龍不同。鄭芝龍沒有受過傳統的教育,他其實和其他靠自己找出路的閩南沿海人民沒有兩樣。可以說,他就是閩南沿海人民的一份子,他的事業,更代表閩南沿海人民的利益。閩南沿海人民,當然希望海上貿易可以變為合法,當然希望海上貿易可以更為擴大。因此,也當然不希望長期與統治中國的中央政府為敵。這個道理,也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在滿清取代明朝已經大勢底定的時候,鄭芝龍會尋求和清朝妥協。

鄭成功是典型的傳統中國儒生。從日本回來之後,鄭芝龍把他送去當大學者錢謙益的學生。後來,連他的老師都當了清朝的官,他卻一生堅持反清復明。作為傳統中國價值的守護者,鄭成功的一生可歌可泣,令人敬仰。三百多年之後的今天,到赤崁樓讀沈保楨的對聯:「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還是會讓人一灑同情的熱淚。

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鄭成功一生所追求的,畢竟只是個人的信仰,而不是人民的利益。用現代的話說,鄭成功「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去守護的,其實只是統治菁英的意識型態,而不是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人民才不管誰當皇帝!但是,他們會唾棄不照顧人民利益的皇帝!

滿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入關之後,一路勢如破竹,極少遇到抵抗。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明朝皇帝不得人心。明朝的文臣武將,以及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在接觸滿清勢力的第一時間,俯首稱臣。這和他們知道明朝皇帝不得人心,也有絕對關係。

鄭成功是極少數的忠貞之士,也是最堅強的抵抗者。他把他的父親賴以建立海上霸業的閩南沿海人民長期尋求出路的努力,全部投入反清復明的鬥爭。在他把荷蘭人趕出台灣之前的十多年,鄭成功以閩南沿海的島嶼為基地,在長江以南的中國沿海各省和清軍作戰。當兵威最盛的時候,他幾乎攻下南京。清史鄭芝龍傳說:「成功率水陸眾數萬圍江寧,列巨艦,阻江南北要路。」

鄭成功在東南沿海的軍事鬥爭,最後以失敗告終。他才不得已攻取台灣,作為長久的基地。他在台灣建立的政府,也在二十二年後,在他的孫子手上,被滿清滅亡。

鄭成功建立的台灣政府的最終失敗,不僅讓追隨鄭家到台灣尋求出路的台灣先民遭受嚴重傷害,也給二百年後的中國人民帶來百年災難。因為在鄭氏台灣敗亡之後,整個中國又恢復了鎖國政策,以致台灣和大陸都錯失了在工業革命之後和西方同步發展的時機。

以當時的歷史條件,鄭氏台灣有沒有可能免於敗亡?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鄭氏台灣,與其說是亡於滿清,不如說是亡於自己。鄭成功的反清復明鬥爭,並不是追隨者的本意,也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從開始到結束,不斷遭遇內部的背叛。背叛的,包括親族、親信、和愛將。最後滅亡鄭氏台灣的施琅和他的海軍,幾乎可以說是另一支鄭家軍。

不擅海戰的滿清政府,本來就對海外領土和海上貿易不具興趣。當鄭成功在東南沿海作戰期間,滿清政府曾經幾度透過鄭芝龍招撫鄭成功,開出的條件就是讓鄭家保有原來的力量、地盤、和利益:「許赦罪、授官,並聽駐原地方防剿浙、閩、廣東海寇,往來洋舶令管理。」

鄭成功死後,滿清政府也三番五次派人到台灣招撫鄭經。鄭氏叛將施琅,在康熙執政初期,擔任福建水師提督,極力建議對台用兵。滿清朝廷對這個建議的回應,居然是裁撤他的福建水師提督,把他調到北京。因為康熙的大臣們都認為對台用兵「風濤莫測,難以制勝。」

基本上,滿清中國和它所取代的明朝中國一樣,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所謂「內向的國家」。滅掉鄭氏台灣之後,如果不是施琅力爭,滿清政府極可能放棄台灣,強迫所有在台漢人遷回大陸。所以,一個對它不具敵意,甚至可以和它互利的海外勢力,不但可能被接受,甚至可能受歡迎。但是,任何強勢政權都不可能容忍一個長期敵對的弱勢政權,尤其是一個根本否定它的合法性的弱勢政權。從一六四一年滿清入關,到一六八三年鄭氏覆滅,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鄭氏政權是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滿清政權最主要最頑強的敵人。由此可知:鄭氏台灣的最後命運,並不是上天註定的歷史悲劇,而是歷史人物的錯誤選擇。

我們難道不覺得:十七世紀的台灣歷史劇本,正在今天的台灣現實劇場演出嗎?

歷史的巧合,有時真是嚇人。其實,歷史所以不斷重演,正因為古今的人性並沒有多大改變。

好的國家領導者,能夠從歷史的教訓,洞悉人性的弱點和優點在歷史所發生的作用,因而避免錯誤,創造偉業。因為了解人性的弱點,所以能夠不蹈覆轍。因為了解人性的優點,所以敢於旋轉乾坤。

這樣的領導者,古今中外都有。我現在特別要談戴高樂的典範,不只因為作為偉大的領導者,他的特點特別顯著,也因為他一手創建的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正是修憲後我們現行中央體制所根據的範本。

戴高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的法國英雄。由於他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佔領的法國,才得以在戰後維持了尊嚴和地位。法國被公認為戰後的五強,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沒有派兵參加最後攻擊德國的盟軍行動的法國,最後也被允許和美、英、蘇一起佔領投降的德國。

以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法國立憲會議選為臨時政府總理,卻在二個多月後辭職。因為,他說:「排他性的黨派制度又復活了,我是不贊成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我所不能同意的,無疑也不會有好結果的獨裁政治,我沒有辦法阻止這種嘗試。因此,我只有告別。」

當時,他已經五十五歲,而且正處在聲望的顛峰,只因為發現自己在政治上難有作為,便毅然離去,毫不戀眷。他足足等了十二年,才等到復出的機會。

戴高樂一直想改革以議會為中心的法國政治體制。他認為是這種政治體制,導致法國的積弱,以致幾次淪亡。但是,以議會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已經是法國根深蒂固的民主傳統。因此,戴高樂超越傳統的思考,曲高和寡,很難得到支持。以議會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有什麼不好呢?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在戴高樂離開政壇的十二年,法國一共換了二十三個內閣。

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危機惡化,法國瀕臨內戰邊緣,戴高樂才被請出來收拾殘局。他要求六個月的緊急權力,包括提出一部新憲法,由公民複決。他的新憲法獲得將近百分之八十的選民支持。這就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他也以百分之七十八的選票,當選第五共和首任總統。

阿爾及利亞是法國最早的殖民地,面積比法國大四倍以上,有二百多萬的法國移民。這是法國人在情感上和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上,都很難放棄的殖民地,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失去越南以後。

被殖民的阿爾及利亞人民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尋求獨立的民族解放戰爭。第四共和的法國政府派兵鎮壓。駐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部隊多達四十萬人。戰爭拖垮了法國的財政,但也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法國政壇因此出現了和解的主張,希望跟阿爾及利亞人談判,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

一九五八年五月,反對和談的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移民中的激進分子,就以政變奪取了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政權,駐在阿爾及利亞的法軍將領,也以派傘兵空降巴黎,威脅法國政府。法國國會只好請戴高樂復出,拯救法國。

戴高樂的一生,以恢復法國的偉大和光榮,作為自己的使命。他的復出,是堅決主張法國保有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激進分子和駐阿爾及利亞的法軍所要求和推動的。但是,戴高樂深深知道︰帝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他不會被自己的成見和願望所蒙蔽,也不會受擁戴他的人情所左右。他復出之後,毅然決然放棄阿爾及利亞,讓阿爾及利亞獨立,也讓所有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獨立。他這樣做,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冒著軍事政變的危險,但他毫不動搖。

擺脫阿爾及利亞的困境之後,法國才有可能致力於經濟的復興,政治的穩定,以及國力的強大。在戴高樂復出主政的十年間,法國的經濟空前繁榮,法國的政治空前安定,法國的國力空前強大。

戴高樂另一項超越成見和情緒所作的果敢決策,就是積極和西德合作,強化歐洲共同市場的運作。歐洲共同市場於一九五八年元月成立。戴高樂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復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八年,歐洲共同市場國家之間的貿易,成長了四倍。

德法是幾百年的世仇。巴黎曾經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被德國佔領三次。戴高樂自己就親身經歷了二次德國的入侵。一個以恢復法國的偉大和光榮為己任的法國領導者,卻最熱衷於推動和從前的敵人合作。這就是處在歷史關鍵時刻的國家領導者最需要的智慧。

歐洲共同市場的成功,最後使得所有西歐國家,都選擇加入,而原來的東歐國家,也都渴望獲得青睞。歐盟是全球化的先驅者和推動者。今天的歐盟,不但是全球化的榜樣,也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地方。這裡有全世界最成熟的民主政治,也有全世界最公平的福利社會。更重要的,這裡有真正關懷普世價值的最強大的人道力量。

了解這個事實,也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法國和德國會挺身而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

歐盟的經驗,證明經濟上的合作和互利,最能化解政治上的猜忌和敵意。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仇恨,真的比法德之間的仇恨更深更大嗎?德法兩國的領導者,能夠在戰爭結束之後不到十年,就堅定不移地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兩國以及所有共同市場國家的繁榮、安全、和安定。為什麼兩岸在經過了半個世紀之後,還依舊讓政治上的猜忌和敵意,妨害經濟上的合作和互利?

這就是國家領導者的責任。這就是國家領導者的問題。

前面說過,台灣正處在可以變得大好,也可以變得大壞的歷史關鍵時刻。最近,世界著名的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對我們提出警告。他認為如果到了二00五年,台灣還不能解決和大陸的政治問題,台灣就完了。台灣有許多人認為這是危言聳聽,卻不重視他的真正論點。他認為如果到了二00五年,兩岸的政治還是陰晴不定,那麼,台灣的企業一定會放棄台灣,台灣就一無所有了。

真正了解全球化的人,絕對不會認為大前研一的警告,是危言聳聽。我們必須知道: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絕對沒有能力管制資金和企業。所以,戒急用忍,是和自己的人民作戰,而不是和大陸的經濟作戰,是阻止資金和利潤流回台灣,而不是阻止資金和企業從台灣出走。

在經濟上,徹底開放是台灣唯一的出路:讓大陸的資金進來,讓大陸的人才進來,讓大陸的旅客進來;更重要的,是讓大陸台商回來上市,回來籌措資金。台灣的經濟問題,絕不像呂副總統所說的,是「錢進大陸,債留台灣」,相反地,是留在台灣的資金找不到可以獲得合理利潤的投資所在。讓股票市場對大陸台商開放,正是讓大陸台商的利潤流回台灣的最好辦法,正是讓台商企業根留台灣的最好辦法,正是讓留在台灣的資金獲得最好利潤的最好辦法。我們必須知道:金融市場本身,可以成為台灣未來最大的產業,最大的稅源。

十七世紀的台灣,本來擁有無限的機會,只因為鄭成功的「大義」,最後留下無限的遺憾。就像十七世紀的鄭氏政府一樣,我們現在的執政者和執政黨也把台灣人民長期奮鬥的成果,用來作為實現自己的意識型態的工具。因為意識型態,我們的政府不但缺乏智慧,有時甚至缺乏常識。

我們必須知道:任何強勢政權,都不可能容忍一個長期敵對的弱勢政權。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的海珊活該倒楣的道理!

台灣需要好的國家領導者,需要好的執政黨。這和年齡無關,和新舊無關。最近十年來,歐洲出現了許多極右的民族主義政黨。這些新政黨,排斥外來移民,它們的觀念和政策,反而是歐洲政黨之中最落後、最反動的。至於像戴高樂這樣的歷史巨人,在一九五八年擔任法國總統的時候已經六十八歲,但他在那個年代提出的許多遠見,比起今天不滿五十七歲的小布希總統的許多觀點,還是更為前瞻。

戴高樂的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讓好的國家領導者能夠發揮領導國家的作用。但這絕不是要讓國家領導者大權獨攬,凡事都管,連商業銀行的董事長人選,都要親自過問。戴高樂主政期間的法國總理,像戴布瑞和龐必度, 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絕不是總統的執行長。

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的根本問題,正是釐清國家領導者的憲政角色。要解決這個問題,與其寄希望於再度修憲,不如寄希望於選出一個好的國家領導者。

好的國家領導者,需要懂得從歷史學習,懂得向全世界的偉大典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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